让历史的选择成为悠久

2020-02-02 02:53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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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没有新中国……”听到这首歌,我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历史的选择》这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中国改革30年来,历经的苦寒和风霜。这就像那梅花呀,在风欺雪压面前,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

  鸟儿选择了天空,因为它有一双能够凌空飞翔的翅膀;鱼儿选择了海洋,因为它有一条能够游水的尾巴;骏马选择了驰聘千里,因为它有矫健的身姿;历史选择了中国,因为它的民族有团结的力量。中国,一个曾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一个曾被列强侵略的国家,一个曾饱经风霜的国家,但它并不懦弱,它选择了“千磨万韧还坚劲”,选择了“粉身碎骨全不怕”。 正是这种精神,让历史选择了它——东方一只永恒的雄狮。

  气势雄伟,被称为历史长龙的万里长城;古朴典雅,优美如画的苏州园林;银装素裹,云气缭绕的巍峨泰山。它们让我知道,它们能成为世界历史文化的遗产,却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所能看到的美景,更多的却应该是岁月流逝后,历史在那里留下的颇有独特韵味的沉淀,因为我知道是历史选择了中国。

  中国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夜深人静,长明灯旁,一个虚弱的身影正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他,司马迁,饱含心酸用自己的丹青妙笔著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臣著——《史记》,史学的天空因为有了你这颗星而更加煜煜闪光,文学的园地也因为有你这颗星而更加灿烂辉煌,我想这些是伟大人物积累而成的文化。

  汩罗江上的一圈涟漪,让我不得不想到屈原,一个愤世嫉俗,报国无门的臣子,用孤愤的诗行代替了富贵,用楚辞《离骚》洗去了历史的铅华,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壮语成为后人追求理想的动力,铮铮铁骨的他被后人所景仰。

  正是这些在漫漫岁月里历史堆叠而成的刻痕,才令中国拥有了如此深远的文化。 其实,不是每道风景都是珍贵的文化,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一种有着生命力的文化,是历史粹取的结晶,是人民无穷的智慧和顽强的精神的结晶,无穷的力量感动着历史,让历史的选择成为悠久。 漫长的文化历史中,太多太多的奇迹被中国所创造,甚至成为绝响,但也有太多本不该被散化的而被散化为烟尘,我们文明的精髓,我们人民的劳动成果,却被英法联军一把火毁去,我们的“万园之园”就这样随风而去,它是被历史所淘汰了吗?中国文明犹如一座大山,能在四季中更新自己,在风雨中永葆生机。沧海桑田,古埃及的文明已凝固成阳光下无言的石柱,而中国,这座沉稳的大山,却又一次给世界带来了喷涌而出的生机与绿意。 历史选择了中国,人类并不惊讶,因为今日的中国仍是那座山,一座永远推不倒的大山,每一粒泥土的沉淀都是千年传统的精华,林间的长啸仍是当初的潇洒,山林间生命代代更迭,真正不变的,是生机,是百折不回呈现出绿色的能力。千载兴衰风雨,你,静静地伫立于万千苍生之上,仰天长望,你如此浩瀚。

  敦煌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自先秦以来,这里繁衍生息着众多的古代民族,著名的有西域三十六国,有河西走廊的火烧沟人(羌)、塞种、允戎等。战国秦汉之际,又有月氏(大月氏、小月氏)、乌孙、匈奴、丁零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柔然、铁勒(敕勒、高车)、突厥、葛罗禄、突骑施、粟特(昭武九姓)、吐蕃、嗢末、苏毗(孙波)等民族活跃于这片广袤的土地。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回鹘)、黠戛斯、龙家(龙部落、肃州家)、南山、仲云(众云、众熨、种榅)等相继登上了敦煌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党项(西夏)、蒙古及黄头回纥(裕固族)等。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开发建设着祖国的大西北。

  由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新疆、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方贸易、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沿线地区的各多民族带来了不同的先进的文化因子。在来自东西方多种文字的交互影响下,丝路沿线地区的不少民族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出土的古代文献中使用的文字就有17种之多,用于书写24种语言,可见当地民族文化的繁荣与文字的多种多样。在敦煌发现的50000多卷写本与刻本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回鹘文文献也有数百件之多,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突厥文、吐火罗文、摩尼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和八思巴文等多种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除了境内民族古文字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古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外国文字写成的文献。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研究历史上敦煌及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活动、社会经济状况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为了促进对丝路沿线地区古代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于2005年8月1至4日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北京、内蒙古、广东、江苏、辽宁、湖北、四川、新疆、宁夏、陕西、福建和东道主甘肃12个省市区的7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组织部分学者赴敦煌进行了学术考察。开幕式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主持,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致欢迎词,由杨富学博士代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研究员的讲话。随后进行大会发言,会议主要议题为:

  与会代表提交会议论文59篇,其中,民族古文字与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有23篇,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有23篇,敦煌学及其它方面的论文有13篇。发言者及其题目如下:

  5.黄盛璋:再论汉(龙家)、于阗(Dum)、吐蕃(Lung dor)皆为“龙家”互证落实为三重证据

  在大会发言结束后,学者们就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前景与展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由杨富学博士做了简要的会议总结。

  对敦煌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民族古文字与文献进行研究,是本次会议所强调的重点,故收到的论文数量较多,计达23篇。其中,又以回鹘文、吐蕃文、西夏文与蒙古文文献的研究较为集中。

  在回鹘文研究方面,中央民族大学张铁山博士《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研究》首次刊布敦煌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的一件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对回鹘文原文进行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并对残叶的翻译年代、版本和翻译方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戈教授《回鹘文三种文字的译本及其存在的问题》全面考察了德、日、汉三国学者刊布、研究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现况,认为三种文字译本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与回鹘文写本原件照片之间也存在差别。

  北京大学东语系王新青女士《回鹘语tngri与qaγan qan语源考——兼谈波斯语对回鹘语之影响》一文本文运用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的方法,以古代突厥语文献的记载为依据,论证了回鹘语中的tngri与qaγan qan的演变过程及其演变原因,并阐述了波斯语对回鹘语言之影响。

  西华师范大学王红梅博士与杨富学博士合著的《回鹘文藏密经典所见“七宝”考》是二人合作研究吐鲁番出土回鹘文藏密佛教经典《吉祥胜乐轮曼陀罗》写本的系列论文之一,文中首先对文献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进而对其中的转轮王“七宝”问题进行了考证。

  杨富学《回鹘佛教徒忏悔文及其特色》对吐鲁番出土的30余件回鹘文忏悔文写本进行了研究,撷取其中一例进行译释,进而探讨其内容与形式,指出回鹘之礼佛和忏悔是分离的,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常合二为一,忏悔内容也独具特色,很可能曾受到摩尼教忏悔思想的影响。

  在吐蕃文文献研究方面,收到的论文有五篇,其一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陆庆夫教授、陆离博士合撰的《试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一文,文中利用敦煌出土的古代藏文文献,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进行研究,分别论述了敦煌吐蕃文文书中的rkang(岗)、吐蕃敦煌部落中的lnga bcu rkang(五十岗)和吐蕃时期敦煌古藏文文书中的lnga rkang(五岗)等问题。

  其二西南民族大学杨铭、胡静、奇珠合著的《新疆安得悦出土古藏文写本研究》,文中主要对出土于新疆安得悦,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23件古藏文写本进行了细致介绍并做了初步的考释。指出其中6件为社会历史文书残卷,主要涉及粮食的借贷等内容,另外的17件残片均为佛经,其中又以《佛说大乘稻杆经》居多,达15件。

  其三为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张延清撰《敦煌藏文写经生结构分析》,通过对敦煌古藏文写本所见写经生的民族成分的综合与分析,指出其中除吐蕃人外,还有汉人、粟特人、吐谷浑人及其它胡姓人士,几乎涵盖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文献中所列的各个民族。就其社会构成而言,既有吐蕃沙门、宰相和王妃,也有敦煌中小官吏和部落平民。

  其四为甘肃中医学院李应存《法藏敦煌藏医文献P. T. 1057〈藏医杂疗方〉的科学价值探讨》从临床实用的角度出发,综合了藏医、中医、西医的有关研究成果,分结扎止血、内外合治、治喉咽病痛、疗牙龈病变等十个方面论述了该文献的科学价值。

  最后一篇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黄盛璋研究员所著《再论汉(龙家)、于阗(Dum)、吐蕃文书(Lung dor) 皆为“龙家”互证落实为三重证据》,该文充分利用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写本,以之与敦煌、和田等地出土的于阗文文献及汉文史料相印证,指出于阗文史料中的Dum及吐蕃文文书中的Lung dor,其实指代的是一回事,即汉文史料中所谓的“龙家”部落。

  在西夏文文献研究方面,本次会议收到论文有四篇,其中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研究员《新发现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通过对武威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文佛教的研究,发现其中2页可能是木活字版印刷品,而且可能是迄今为止所知时代最早的活字版文献;聂鸿音《吕注〈孝经〉考》对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吕惠卿《孝经传》西夏文译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吕惠卿《孝经传》仅见史籍著录,原书未见传本,内容久已不得而知。本研究展示了吕惠卿所著《孝经传》原作的基本情况,并论述了该著在西夏的流传情况,为宋夏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伯君博士《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对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写本残片进行了译释,确认此残片是西夏转译《郁伽长者问经》的一部分,进而探讨了回鹘与西夏佛教交往的史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马格侠 张文超《西夏地区流传的宗密著作考述》利用西夏文文献与禅宗大师宗密有关的多种著述,考察了宗密之禅学思想及其著作在西夏中的流传情况,从中窥探出西夏佛教流传过程中的一点共性。

  在古代蒙古文文献研究方面,有论文二篇,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嘎日迪教授《近十几年来敦煌石窟区考古发现中的蒙古文文献》对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文两种文字蒙古文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其书写年代均为蒙古帝国或元代,其内容,有官方文书、民间往来文书、宗教文书、法律文书等。其中习字和习语文书、一些民间文书等种类的发现比较特殊。同一文献有的出自不同的窟室,如不是后人所为,则说明当时窟室中文书文献的存放不够稳定,或居住人有所迁动。西北民族大学敖特根博士《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残文书B119:7》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19窟出土的保存比较完好的B119:7号蒙古文文献进行了释读、翻译与注解,认为此文书很可能是一件针对商人违犯驿站管理行为的法律文书。

  除此之外的论文内容比较分散,但值得重视者却不少,如北京大学东语系张保胜教授《敦煌梵文沙符新考》通过对敦煌出土的梵文沙符的重新识读和诠释,将每道陀罗尼(咒文)分作7个层次进行考释:解读、复原(断词、断句和断咒),与汉语佛经对勘查证咒语的音译及其名称、出典、译文(意译)与诠注(逐词逐句)。这一工作对敦煌佛教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师范大学亚细亚民族溯源研究所芒牧林教授《匈奴文字初探》,搜集整理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匈奴文字的一些资料,如北欧地区考古遗迹中发现的“匈奴文”符号、蒙古国考古遗迹中及中国境内阴山及河套地区发现的“岩文”符号等,认为历史上匈奴人应该有过自己的民族文字,后来的突厥卢尼文应与“匈奴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夏雷鸣馆长所著《从佉卢文文书看鄯善国僧人的社会生活——兼谈晚唐至宋敦煌世俗佛教的发端》一文通过对佉卢文文书的考察与分析,全面地展现了魏晋时期鄯善国僧人的生活面貌,并对地理历史的相关资料进行考证,揭示出佛教世俗化并非进入中国后的特殊现象。鄯善国世俗佛教的上源在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敦煌世俗佛教的重要发端是鄯善国世俗佛教。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王庆博士《敦煌文献所见梵语影响汉译佛经句式之一例》解释了敦煌文献中一些语言不太规范被称为“糊涂句”有一些例句,认为这类句子其实并不“糊涂”,当是受到梵文句式深刻影响的结果。梵文行文的“委悉反复”的特点也影响到了汉译佛经语言的其他一些方面。

  此外,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编审所著《对印度河谷古“文字”的新探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继光教授的《西北古代民族文献及其价值》及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吴英哲《从“性”语法范畴论说契丹语的数词》等文也都是富有创建性的新作,值得注意。

  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这次收到的论文也有23篇之多,涉及的面很广,其中又以对吐蕃、西夏与回鹘历史文化研究相对较为集中。

  就吐蕃而言,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马德研究员《从敦煌史料看唐代陇右地区的后吐蕃时代》提出公元9世纪中期至10世纪后期的以敦煌为中心的陇右地区为“后吐蕃时代”,并列举吐蕃文这一时期在这一地区的广泛运用和敦煌石窟吐蕃赞普形象大量出现等历史现象加以说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博士《“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研究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引路菩萨”幡画和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认为二者虽然在造型上、名号上并不相同,但其宗教功能却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甘肃省图书馆党燕妮《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民间佛教信仰》认为自786至848年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由于吐蕃统治者保护扶持佛教,敦煌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莫高窟开窟不止,寺院、僧尼不断增加,兰若数量、寺户数量均猛增,抄经活动频繁,敦煌佛教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并呈现出一种更社会化、民间化的倾向,民间信仰佛教非常流行。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王百岁《唐代吐蕃高僧法成》利用敦煌发现的汉文与藏文文献,对唐代吐蕃高僧法成的的社会活动、佛经翻译与弘扬佛教等事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在西夏研究方面,东北师范大学穆鸿利教授《西夏人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辨析》认为西夏人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一般以尚武、重义和耐苦的精神比较突出。但同时亦应看到,西夏官场奢侈之风和民间的一些陋俗长期存在,政府一直未能妥善予以解决。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杨森《漫谈西夏家具》一文通过对敦煌等地所能见到的西夏时期的壁画和出土文物中家具图像和实物的分析,指出西夏党项族通过对中原汉族及其它民族文化的模仿与学习,进而创造出自身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西夏与汉文化、佛教的密切联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崔红芬《略论西夏的原始宗教与佛教的关系》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西夏原始宗教和它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认为党项人的宗教、文化深受藏、汉民族的共同影响,西夏的原始宗教信仰和佛教信仰并存发展,二者相互吸收、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宗教文化,体现了西夏宗教多元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的特点。

  在回鹘研究方面,有论文二篇,其一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树辉先生著《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高昌回鹘文化》,认为高昌回鹘是古代突厥语族群中文化最为发达的一支,之所以能够这样,既与其所处的地域——丝绸之路之咽喉地带——有关,亦与其居民的构成成分和文化成分较为复杂,而且善于兼容并蓄外来文化诸因素密切相关。其二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朱悦梅所撰《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及其特点----甘州回鹘历史区域地理分析》,认为甘州回鹘地峡人少,国力不足,但所处的位置却正在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四面为各大强势所绕,故对身处缝中求生存的甘州回鹘来说,如何处理好与周边民族、周边政权的关系,一直是其基本国策的主导宗旨。

  其它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敦煌研究院李正宇研究员著《“曲尤”考》一文。文中对《元史》所载曲尤壕之所在进行了考证,认为曲尤为蒙古语地名,后被写作“苦峪”,在玉门镇以西以南断断续续存在的故河道,很有可能就是元代曲尤壕的遗迹。

  兰州商学院高启安博士《“饼”源“胡”说——兼论数种面食名称的起源》对中国饮食文化中“饼”的来源进行了考证,认为“饼”是作为面粉的古波斯语“peste”或“pist”传入中国的音存和音变;“饼”成为一个食物类的概念,是小麦面粉类食物的总称;汉语的“饼”属于外来语,即中国古代所谓的“胡语”。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沙武田博士《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对敦煌石窟中出现的于阗国王供养像以及新样文殊变和佛教史迹画中出现的于阗王画像进行了研究,认为于阗国王的画像是以中国传统帝王的装束打扮形象表现,很有独特性,表明这些洞窟的内容当受到于阗佛教的影响,体现了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王国间密切的政治关系。

  国家博物馆王义康博士《中国发现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相关问题研究》指出我国古文献所载的金银钱,主要应指西亚、中亚的强势货币——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二者作为流通范围广及雍州、太原至新疆等一线,在新疆及西北内迁民族当中使用较多,有明显的地域性货币特征,在其它地区则主要用作其它用途。

  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论文尚有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李并成教授《昆仑地望考》、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高人雄《从〈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鎏金银冠》、新疆师范历史文化学院阿合买提江艾海提与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合著《青金石古今中外名称考》、兰州市博物馆郭永利《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画像砖上的披发民族》、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王征《库木吐拉GK20窟和北凉北魏早期佛教造像的比较》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生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戒律的少数民族因素》、姜涛《略论早期(二—四世纪)的龟兹佛教》、尹雁《试论阔端在“凉州会见”前后的宗教信仰问题》、赵晓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佛教研究的成果与问题》等撰写的论文多篇,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力作,这里不能一一予以介绍。

  在敦煌学方面,共收到论文13篇,其中,郑炳林教授《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分别对沙州、瓜州晋昌郡、伊州、肃州酒泉郡、甘州张掖郡、凉州武威郡的居民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基本上是历史移民的结果。移民使河西成为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共存的区域。

  清华大学中文系吴迪与赵丽明教授合撰的《敦煌摹本,了结千古一字——〈兰亭集序〉“怏”字考》以敦煌写本为依据,用书录与摹本相比较和形音义训诂之方法,以及人文等角度,加以考证,解决了《兰亭集序》中“怏然”或“快然”之疑,认为可确定为“快然”。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杜斗城教授《从考古文物看陇山左右的金代佛教》通过对保存于陇东地区的金代铸钟与石窟、石刻之类等佛教文物的研究,论述了有金一代陇东地区佛教的兴盛盛况。从考古文物资料看,金代陇山左右的佛教信徒,主要还是以当地的汉族为主体,而反映女真族的有关资料却很少发现。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蔡伟堂《佛教造像——敦煌佛教造像的君权意识》指出佛教传入中土后,帝王与佛教之间,便有了内在联系,君权神授观念也进入了佛教造像。随着佛教的日趋汉化,敦煌石窟的佛像背后蕴涵着君权意识,反映了“帝王即佛”的主题。

  福建师范大学李小荣教授《佛教音乐“契”之含义及相关问题探析》认为:“契”在佛教音乐文献中的含义,实难索解。通过分析“契”在呗赞音乐与佛经转读中使用场合的不同,指出在前者的基本含义是指呗赞音乐的种类,在后者则为“节”、“段”、“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金滢坤博士《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缀合拾遗》对十多件残破敦煌社会经济文书进行了缀合,缀合成七件相对完整的文书,并进行了定年、定名,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王志鹏博士《从敦煌歌辞看唐代敦煌地区禅宗的流传与发展》从敦煌歌辞来研究唐代敦煌的禅宗,认为唐代敦煌地区的禅法思想总体上表现为南北杂陈、兼容并包,而且有调和发展的倾向。敦煌写卷中的禅籍资料虽不乏高妙深奥的禅理,但相对来说要少得多,特别是作为宗教宣传的敦煌佛教歌辞,主要是面向广大民众。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晶波博士《敦煌写本许负系统相书考》对敦煌保存的5卷许负系统相书残卷的篇目与内容的分析入手,结合其它文献记载,考辨异同,鉴察得失,大发APP注册梳理源流,为进一步认识敦煌写本相书的性质、内容及意义,提供一份可靠的依据。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王梅堂先生《〈元史〉记载的部分典籍编译始末考》根据《元史》中记载的部分典籍,参考有关文献,对其编辑、编译者,及年代、版本进行一定考述,为研究元代典籍的版本提供线索。

  此外,敦煌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尚有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王书庆《敦煌佛经写卷古字释例》、兰州商学院徐晓卉《宋代以前“博士”流变考释》以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生崔峰《敦煌文书中北周时期写经及相关问题探讨》、杨学勇《试释〈唐神龙三年(公元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敏春芳《敦煌愿文语词诂解》等论文多篇。兹不一一赘举。

  这次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三家联合主办,各方精诚团结,会议安排紧凑严密,收到了良好效果,正如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在致辞中所说:“这种合作方式很好,今后还可以继续下去。”

  会议规模适中,出席会议的70余位代表分别来自全国12个省市区。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较多,有59篇,内容集中于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是对敦煌及河西地区新近出土民族古文字文献的初次研究刊布,如陈炳应研究员对武威新发现的活字版西夏文佛教的研究,张保胜教授对敦煌出土梵文沙符的考证,张铁山博士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残片的研究及嘎日迪教授、敖特根博士对敦煌出土蒙古文文献的研究等,为大家公布了许多新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次会议的论文都是各位学人近期研究成果的结晶,有不少新发现、新发明,如黄盛璋先生对汉、于阗、吐蕃文献中所见“龙家”的考证,聂鸿音研究员对西夏文吕惠卿《孝经传》的研究,孙伯君博士对《郁伽长者问经》西夏文译本的确认都是值得称道的发覆之作,陆庆夫教授、陆离博士利用吐蕃文献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的观察,杨铭、胡静、张延清、李应存诸位先生对新疆、敦煌出土藏文写本的研究及夏雷鸣先生对佉卢文文书文献的研究都有不少新进展。芒牧林先生对匈奴文字的探讨,王继光教授对西北民族古文献价值的论述,刘戈教授对回鹘文文书的论述以及王庆先生对梵语与汉译佛经关系的探讨也是新见迭出,值得关注。

  在民族古文化方面,李正宇先生对“曲尤”壕的探讨,李树辉先生对高昌回鹘文化的系统阐述,高启安博士对敦煌食品的细致观察,都是充满新意的力作。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中,对吐蕃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马德博士对后吐蕃时代河陇历史的研究,李翎博士对汉藏持莲花观音的研究,党燕妮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民间信仰的研究都颇有发覆之功。此外,对西夏文化的研究也较为集中,穆鸿利先生对西夏社会风尚的研究,杨森先生对西夏家具的铺排,马格侠、张文超对西夏禅宗的论证,也都是有价值的新作。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郑炳林先生对河西地区居民结构的探讨,吴迪与赵丽明先生对敦煌文字的研究,王志鹏博士对敦煌禅宗的论述及金滢坤博士对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考察,都向我们展示了敦煌学研究的新进展。王梅堂教授对元代典籍的考证,杜斗城教授对陇山地区金代佛教遗迹的确认及李并成先生对昆仑地望的考证,王晶波博士对敦煌相书的研究,都是有创见的新作。

  总而言之,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对于促进敦煌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民族古文字与文化的研究必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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